WT22 – 贫富差距、移民效应、全球化和新技术中和谐社会模式的探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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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进步，加上全球范围内经济贸易和往来的快速增长，已经和五十年前相比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差异，使得在世界范围内，人均收入迅速增加，但不是所有的民族，所有的社会阶层都享受到这种增长的成果。

有些人长久以来捍卫自己的观点，认为这些变化增加了富人的财富，而掠夺了穷人的财产。事实上，像别处提到的中国和印度追随其它亚洲国家之后的快速发展，“非物质化”经济即知识和技能构成了越来越重要的生产要素，全球化的贸易往来带来的大量技术转让，产生了一个缩小大部分区域之间发展差距，非洲不包括在内，共同发展的过程— 我们认为这个过程过快或者过慢是另一个话题。而在每个社会内部，这个平等化进程一般都同时伴有贫富差距加大的问题，这种现象是一个历史性规律，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更为明显。

在欧洲，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，国家实施了一些强有力的社会资源再分配机制，在政治经济意义上习惯称为“福利国家”则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得以产生，因为工业革命的批量化生产需要调动劳动力和机器，这种经济形态与国家边界依然存在的事实并存，后者并没有就此消失。

和欧洲相比,中国的政治历史自然有不同的地方。从1949年到1978年，国家对整个社会拥有完全统治权，尤其是对经济的控制，在消费商品稀缺的条件下保证平等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。直到1978年,国家都在资源再分配过程中担任主要角色，1978年之后的转变是巨大的。迅速产生了新的富裕阶层。通过数字看出，经济发展的同时，从总体上减少了贫穷人口的数量，并且产生了由几百万人口组成的中层阶级，新出现的社会化差异如此明显，以致国家从大量的社会和经济领域中退出，不再负责过去承担的社会资源再分配的任务。在社会新的技术系统中，需求大量的科学和技术以及信息知识，众多的低技能产业逐渐被淘汰，简单地说，富人越来越不需要穷人了。

国家经济产业逐渐失去了自主权。经济和国家社会体制面临着广阔世界范围内的竞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保护主义国家执行的社会再分配系统面临着质疑。尽管在整体经济和社会范围内，公共产业普遍占据重要位置,并呈上升趋势，但各个国家都感到和过去相比保护者的角色份额在减少。在这种背景下，需要创造新的社会和谐模式。该研讨会的目的是互相分享彼此的思考所得，同时通过比较不同的欧洲模式，比较更大范围内欧洲和中国的不同来使彼此收益。